2.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盯市原則和按模型定價

　　現有的國際會計準則(IFRS，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制定)和公認會計準則(GAAP，由美國的金融會計標準委員會、會計師協會和美國證監(jiān)會共同制定)都要求根據資產負債的不同特征和管理者的持有意圖對不同類型的資產負債進行混合計量，即對交易目的資產和可出售資產按照公允價值計量，對持有到期的資產、貸款和沒有公允價值的負債按照歷史成本計量。

　　GAAP和IFRS相類似，都把公允價值定義為一種資產或負債能夠與有意愿的交易對手以有序方式進行交易和清償的價格。兩種會計框架都提供了分層次的公允價值計量方法：層次1-在活躍市場有可觀察的價格，因而采用市價對資產和負債進行價值計量，也稱盯市原則；層次2-沒有活躍市場時可采用模型來估值，但需要輸入可觀察的參數，稱為按模型定價；層次3-類似盯住模型的方法，用不可觀察的輸入參數和模型假設進行。GAAP和IFRS都要求對公允價值方法的運用、特定假設、風險暴露、敏感性進行披露。

　　在此次危機中，公允價值暴露出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一是公允價值較之于歷史成本加劇了市場的波動。公允價值較之于歷史成本更加動態(tài)，更能反映資產和負債的實時價值，但另一方面也加劇了資產和負債的價值變化，并通過公允價值計價工具的損益變動加大了收益的波動性。在此次危機中，各金融機構因為持有大量抵押類證券，按照公允價值計量出現了大量未實現(unrealized)且未涉及現金流量的損失。這些損失僅具有會計意義，但這種天文數字的“賬面損失”卻扭曲了投資者的預期，形成了“價格下跌—資產減計—恐慌性拋售—價格進一步下跌”的惡性循環(huán)。二是缺乏在非活躍市場運用公允價值的指引加劇了市場的動蕩。從公允價值的定義來看，有序交易是其運用的一個前提，但在危機中，大量機構被迫變現資產，形成的價格并不符合公允價值的前提，但會計準則中缺乏對此類情況的具體指引，使得會計主體不得不按照不合理的市場價格進行公允價值計量，進一步增加了“賬面損失”額，加劇了“價格下跌—資產減計—恐慌性拋售—價格進一步下跌”的惡性循環(huán)。

　　可以說，在正常情況即低頻波段時，盯市是個負反饋環(huán)。然而，在極端情況即高頻波段時，盯市就追趕不上相位變化了。當相位滯后大于90度時，負反饋環(huán)就呈現正反饋環(huán)的特點。這時我們需要切斷反饋環(huán)，因此就需要一個斷路器。在情況恢復常態(tài)時再使系統重新恢復使用。在經濟系統中，我們需要建立這樣一種斷路器機制，抑制特殊情況下盯市原則和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帶來的順周期性。

　　3.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內部評級法

　　2004年發(fā)布的《巴塞爾新資本協議》(Basel II)中，對資本充足率的框架進行了完善，從單一的資金充足約束轉向突出強調銀行風險監(jiān)管，將最低資本要求列為銀行監(jiān)管的三大支柱(監(jiān)管資本要求、監(jiān)管響應、信息披露和市場監(jiān)督)之一。該協議延續(xù)了8%的最低資本要求，將風險加權資產由原來單純反映信用風險改進為全面反映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同時對計量風險的方式加以升級和多樣化。自發(fā)布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在制定實施新協議的步驟和時間表，其中歐洲主要國家已經基本上實施了資本新協議。我國也在為實施資本新協議做積極準備。

　　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框架允許金融機構使用內部評級法對復雜產品定價并評估其風險。資本充足率計算中的風險權重來自內部模型。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當經濟高速增長時，風險權重通常較低，資本充足率因而較高；而在經濟衰退時，風險權重通常較高，資本充足率則較低。因此，金融機構傾向于在好年景時提高杠桿率，而在年景不好時則降低杠桿率，從而促進了繁榮期的泡沫積累，以及衰退期的信貸緊縮與資產拋售，導致周期性波動上升。這體現了較強的順周期性。

　　金融穩(wěn)定論壇成立了工作組，并與巴塞爾委員會合作研究強化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框架、解決本次危機中體現出來的該框架的弱點包括順周期性的方法。